1965年，在北京军队更换新式军装之际，江青向负责军队事务的罗瑞卿提出想要领取一套军装的请求。虽然乍看这个请求只是与服装有关，却深层次反映出军装所承载的严肃性、干部作风与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军装不仅是一种工作服，它更象征着一个人的军籍、职务及其所属组织，穿着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1965年实施的军服改革，统一了各种款式和标识，更加强调了部队的整体性。军装可用于文艺演出，但绝不应被视为身份的象征。

根据随后的回忆资料，江青要求领取军装时，以排练革命题材剧目为由，希望罗瑞卿能够满足。罗瑞卿并未迎合，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你不是军人，不适合穿军装。”这句话并未经过修饰，甚至显得相当生硬。江青遭遇拒绝后显得不快，随后一些人出面调解，认为她参与革命文艺活动的确需要一套军装。罗瑞卿在保持原则上并没有完全顶住，而是划清了界限：在演出时可穿，但在正式场合不能着装，并且所发的服装不应配有标章或帽徽。

有趣的是，争议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根据流传下来的说法，江青后来确实在某些场合中穿上了军装。事件的真相细节在不同的回忆中存在差异，难以一概而论；不过，罗瑞卿坚持不将军服作为特殊待遇的核心态度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的行事风格。

这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并非偶然。在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负责保护中共中央代表团安全的罗瑞卿就显示出异常的警惕性。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前往西安与蒋介石谈判，局势极其微妙，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意外。当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出来时，罗瑞卿发现门口新开了一家牙科诊所，位置和开张时间均显得异常敏感。他没有立刻引起对方的警觉，而是让熟悉情况的人先去探查。

探查后得知医生医术不错，迅速判断出患者的牙病。但罗瑞卿并未放松警惕，而是决定亲自去试探。他与医生攀谈时故意提到东北口音和抗日经历，而医生的回答却透出不自然的微妙之处。罗瑞卿又通过询问墙上的孙思邈画像的来历，发现医生回答错误。最终他确认此人虽会说东北话，但并不是真正的东北人，更不可能熟悉医道。经审查，这名牙医被查明为日本情报人员。

这一事件彰显的并非传奇的“神机妙算”，而是细节意识。对敌情保持警惕，反复核实异常现象，这是保卫工作最基本且最难以坚持的要求。后来罗瑞卿在军队和公安系统中强调纪律，正与这样的经历分不开。他对下属的要求同样注重细节。

有一次，他在火车站负责接待时，随行人员凭证件直接通行。任务完成后，罗瑞卿要求大家补上站台票。虽然下属解释这属于公务活动，应该享有通行便利，罗瑞卿却坚持说：“不能因为有职务，就把方便当成特权。”在他看来，若干部总是以理由为自己辩解，纪律就会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渐渐消磨。

作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家庭人口众多，组织分配的住房狭小，家中的家具也十分简单。孩子们寝室里的小铁床与人们想象中的“将军住宅”相去甚远。有关部门曾考虑为他调换更大的房子，但他却拒绝了。一次，苏联使者夫妇要到他家做客，而家里的接待条件并不理想。罗瑞卿只好请求临时借用办公场所的沙发和地毯，并明确物品使用后必须回应他人，不能因为一次接待而私用。

“公家的东西，不能私占”，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他处理生活事务的习惯。无论是军服、住房、家具还是在车站的方便，罗瑞卿始终如一。他生于1906年，1978年去世，享年72岁。关于他的许多逸闻后人转述时或许存在细节差异，但有关军服不能随意穿、权力不应私用以及警卫工作不容忽视的原则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生涯中。